市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是近代陕西最为重要的地方通志，是对陕西历史文化资料的全面系统整理与总结。明清时期，陕西通志已出版若干部，因此这部近代编纂和出版的陕西通志，冠以“续修”之名。该志稿共分二十八门类，二二四卷，三百三十余万字，全书规模和内容都可称历代陕西通志集大成者，也是陕西篇幅最长和资料最丰富的志书。

一、宋伯鲁领衔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的主要纂修者是宋伯鲁，任职过陕西省通志局（馆）总纂、馆长，主持续修通志工作，亲自制定续修大纲，遴选修志人才，严审通志书稿，该志稿大部分完成于宋伯鲁领衔主修时期。除宋伯鲁外，主纂者还有宋联奎、吴廷锡，宋吴二人也是当时享誉关中的名绅。宋伯鲁生于陕西礼泉县城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进士及第后在京做官。他忧心国事，宣传变法图强思想，积极参与清末维新运动，民国时期他致力于地方事务。宋伯鲁多才多艺，精于诗文书法绘画，他的诗书画被誉为“三绝”，同时他著述颇丰，有《海棠仙馆诗集》《焚余草》等二十余种著作传世，包括《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重修泾阳县志》等数部重要志书，其中尤以他主持纂修的《续修陕西省通志稿》最为知名。

近代陕西通志馆，从筹组建立再到正式运转，也是一波三折，历经坎坷。1912年，陕西都督府创设修史局，以编纂革命史志。1916年，在宋伯鲁的呼吁和提议下，陕西督军陈树藩同意续修陕西通志，并改修史局为陕西通志局，聘请宋伯鲁任总纂，主持修志事宜。宋伯鲁不负所望，努力筹划搭建和充实修志机构与班子，招贤纳士以确保修志质量。但没过多久，早期修志活动便因陕西战乱频仍而中断。通志馆开办之初并无办公场地，而是租用在西安湘子庙街的一座房屋暂作馆址。民国前期，陕西政局动荡，各派军阀先后统治陕西，这些军阀当政时间有长有短，修志事业自然也休戚与共，时断时续。但宋伯鲁因为是进士出身，道德文章俱佳，曾是清末维新运动政坛风云人物，因此在陕西官绅学商各阶层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所以无论是哪个派系或哪路人马上台，基本都照常礼聘宋伯鲁继续修志。

在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的时代，盘踞在陕西的各路军阀动辄打仗火并争抢地盘，这些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陕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上台的军阀以横征暴敛为能事，穷兵黩武，不恤民生，自然也无暇发展陕西文化事业。不过，为缓解和消泯陕西军民对他们占据陕西的敌视和抵制，这些军阀照例还是要表现出扶持和发展地方的姿态，同时他们还大力拉拢知名学者，以争取文化界学者支持，如刘镇华先后邀请康有为、鲁迅这样的大学者来陕讲学，以彰显他优待学者和发展陕西文教的作为，从而粉饰他在陕西的残酷黑暗统治。正因为如此，宋伯鲁才有机会在这些军阀统治下，见缝插针以推进修志工作。通志馆内设置修志与后勤，总纂兼馆长是宋伯鲁，黄兆麟、周镛等先后担任提调职务，另有分纂、分校等八人，下设采访、绘图、缮录、会计、庶务、典掌、勤务等人员，馆内各级官员共二十余名。

二、创业与守业

在杨虎城将军主陕前，宋伯鲁担任陕西通志局总纂，虽然陕西政局动荡，经费紧缺，人才难得，但他还是积极推进修志事业，并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杨虎城主持陕政，陕西通志局更名为陕西通志馆，宋伯鲁仍旧担任馆长职务。这时的陕西政局相对稳定，修志工作有条不紊推进。纵观近代续修陕西通志之事，以宋伯鲁为首的近代陕西先贤可谓是筚路蓝缕创业，呕心沥血守业，用积极进取的不断创业守住来之不易的修志大业局面。

自宋伯鲁主持续修通志后，不时有故旧友朋向其说情推荐亲属进馆，但他仍坚持量才录用，坚守进馆选才用才底线。曾在省通志馆工作的黄元恕，早年进馆时可谓是一波三折。原本他以为凭借其祖父黄兆麟与宋伯鲁好友兼同僚的深厚关系，以及在通志馆担任提调的周镛，即于右任的妹夫从中引荐，进馆定会水到渠成，但没成想，他却差点与通志局失之交臂。

得知黄兆麟之孙要进馆工作时，宋伯鲁甚为欢喜，因为宋伯鲁与黄兆麟在清末戊戌维新时期患难与共，而且彼此又在续修通志初期搭过班子，那时宋伯鲁在通志局为正职，黄兆麟为副职，此外两人还有深厚的私交情谊，书信往来频繁，关系极好。按说单凭这层关系，关照和提携好友后人也是人之常情。无奈黄某面试不佳，令宋伯鲁甚为不悦，意欲弃之不用，毕竟修志乃是千古大业，不能以私情而废公事。就在这时，周镛替黄某再三说情，不看僧面看佛面，宋伯鲁最终同意黄某进通志馆工作，但却没让他直接从事编修工作，而是安置为通志馆典掌（收发员）职位。

经过十余年时断时续的编纂之路，《续修陕西省通志稿》最终修成。遗憾的是，宋伯鲁在这部通志编纂完成和印刷之前已去世，不过，他的修志功绩却不会因此而埋没。应当说，没有以宋伯鲁为代表的近代陕西先贤的付出和坚持，在旧社会那个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的时代里，以及经费紧缺的情况下跨越十余年，搜罗古籍资料和罗致人才，推进修志大业可谓是磨难重重，而领衔编纂这部三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则更是难上加难。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

三、出版与发行

1934年，《续修陕西省通志稿》正式刊印发行，杨虎城将军为其撰写序言，序文中说到这部通志主要由军事、行政、经济、教育、交通、民族等六方面组成，并认为“此六大事，皆乾隆以后，事变相逼，为前此所未有。祸福成败，关系陕西最切。”同时还谈到这部陕西通志的修撰出版意义和作用，简要概括就是存史资政，明晰陕西百余年来的发展演变轨迹，以期找寻其中的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为建设和发展陕西作出重要的借鉴和参考，“证古援今，讵可数典相忘，若其季年，新政多门，搜辑较易，借证实多。抑自乾隆至清末，当十八、十九世纪，合众成国，政治工业，皆于此时改革，汽机制造，实为欧亚交通大端。陕鄙西陲，难言知彼。而利害得失与百余年之往事，不难推因以求果，察往以知来”。

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飞机轰炸西安，通志馆人员疏散，大部分书籍运往兴平、眉县、凤县保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军管会将通志馆合并于西京图书馆，“除一部分家具交民教馆外，其他财务，均由图书馆接管”。至此，由通志馆编印和保管的《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以及数以万计的古籍、旧志等书籍，均移交西京图书馆，后该馆名称几经变更，最终定名为“陕西省图书馆”。

《续修陕西省通志稿》是宋伯鲁晚年对陕西历史文化事业的最大贡献，这也是他在地方志纂修领域的最重要学术成果，更是历代陕西修志事业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性地方通志。清末以宋伯鲁为代表的陕西先贤致力于挽救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民国时期他们则投身于桑梓建设，整理典籍掌故，存史修志以资政，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在动荡年代更是排除万难去推动修志伟业。现如今，我们要深刻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深切体悟先辈的坎坷奋斗历程，披荆斩棘以开拓进取，愈挫愈勇以迎难而上，为讲好咸阳故事，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发展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