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康海，字德涵，号对山，又号浒西山人、沜东渔父。明陕西布政使司乾州武功县人。宪宗成化十一年六月二十日（1475年7月22日）出生。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八月以《诗经》中乡试第七名为举人，时年24岁。弘治十二年（1499）在京参加会试不第，次年奉母赴京,就读国子监。弘治十五年（1502）以《诗经》中会试第一百七十九名，三月十五日对策奉天殿，十八日擢进士第一为状元，陕西状元由康海始。是时宇内惊传，皆云“真状元也！”二十日授翰林院修撰，时年28岁。康海殿试对策，文章高古而议论雄伟，孝宗称赏道：“我明一百五十年来无此文体，是可以变今追古矣！”（见王九思《康公神道之碑》）

孝宗其所以如此推崇康海的文章，这与明代的文风有关。明代的文风实际上继承唐宋以来韩柳诸人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余波,重因袭而少创造,平稳有余,而格卑气弱。至中叶时,已深为一些青年学子所诟病。于是有些人出来呼吁挽救这种文学上的萎靡摹拟之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这些青年文士中,文名最胜者莫如康海、李梦阳、王九思、边贡、徐祯卿、何景明、王廷相等人,后世称此七人为文学史上明代的“前七子”,而在“前七子”中,康海的成就更高,其文尤胜,时人有比之司马迁者。

康海《廷对策》书影

康海在翰林院期间,一边预修《孝宗实录》,一边与李梦阳辈相互倡和,标榜诗文复古。由于孝宗称赏康海的文章,故而四方传诵其文,一时名满天下,海内莫不以文宗视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处在高光时刻的康海,一场大祸于正德五年(1510)忽然从天而降，随之被削职为民，从此离开了官场。

康海落职之祸源于何处?

关于康海落职的祸根，还要从孝宗驾崩、武宗继位说起。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武宗继位时尚在龆年，一味信任太监刘瑾等人。刘瑾一伙以帝年幼，在以声色犬马之戏导帝狎游的同时，窃取权柄,专擅国政,于是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大学士刘健、谢迁因屡屡进谏，被刘瑾放归;户部尚书韩文因倡率诸大臣上疏弹劾刘瑾等人，被刘谨以“不能防奸”为名落职;而户部郎中李梦阳因代韩文起草奏疏，刘瑾将其降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后仍不甘心，复罗织其他罪名，将其械至锦衣卫狱,欲置之死地。

刘瑾是陕西布政使司西安府兴平县(今兴平市)人，与康海家乡武功县毗邻，二人算是同乡。刘瑾虽窃取国柄,为所欲为，仍希望能得到像康海这样既有才名又是同乡的士大夫援助。但康海是社会清流，根本看不起刘瑾，因而从不与刘瑾来往,更不会投靠其门。据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对山康先生传》，“一日，瑾令亲密者谓先生曰：‘主上欲以汝为吏部侍郎’，先生曰：‘我服官才五越岁矣，翰林未有五越岁而升部堂者。请为我辞之。’此事遂寝。”刘瑾见封官许愿不成，为了拉拢康海，竟不惜放下身段,降贵纡尊，多次派人拿着他的名帖登门向康海示好。康海虽不肯投靠刘瑾，但也不想得罪刘瑾，以免引祸上身。自古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饱读经书的康海，可能想到了春秋时期阳货见孔子的故事。据《论语·阳货》记述，当年把持鲁国权柄的阳货一直欲见孔子， 孔子不愿见他，阳货便送礼物给孔子。孔子按当时礼俗，理应登门拜谢,而又很不情愿,于是便让家人探听阳货不在家时才去回拜他。康海也效法孔子，总是设法探听刘瑾不在家时才去回拜。这样，既不失礼，刘瑾也拿他没有办法。

对于刘瑾与康海的这种微妙关系，外界一些人心知肚明，认为只要康海出面为李梦阳说情，这事有可能成, 因为在此之前的三月间，康海就曾以“秦人爱张公如父母”为由关说刘瑾，救过曾任陕西巡抚的左都御史张敷华。于是，有朋友前去狱中探望李梦阳，直接对他说:“子殆无生路矣! 唯康子可以解之。”意为你大概活不了啦!现在只有康子能够救你。其所说的“康子”就是康海。李梦阳听后颇为纠结，叹道:“吾与康子素不相下，今死生之地始托之,宁不愧于心乎!”是说我与康先生从来以文才自负，彼此不相上下。今处死生之地才去拜托他，这让我情何以堪!李梦阳是庆阳卫(治今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区)人。明代庆阳卫隶属陕西都司，与康海也可算是同乡，加之文风相似,意气相投,也同为朋友。李梦阳虽然心里希望康海能出面为他说情，也估计只要康海肯挺身而出,刘瑾一定会卖这个人情。但毕竟兹事体大，难以启齿。后经朋友再三劝解，李梦阳才勉强在一片纸上写下“对山救我!唯对山为能救我”几个字。朋友随即拿此纸片去见康海。

康海见到李梦阳手迹，顿时义形于色,慨然说道:“是诚在我!我既不获越职抗疏，争于朝廷之上，又复惜此一往、吝此一言,以坐视直臣良友之死于非辜而莫为之所?天下后世，将以海为何人哉!”第二天傍晚，康海待刘瑾回家，即前去拜谒刘瑾。刘瑾听说康海来拜,先是一怔，随即喜出望外,倒履相迎。连说道:“今日甚好风吹状元到来!”再三揖让，延置上座，置酒相待,尊礼备至。刘府宾客环堵其间，钦其风采。康海落落大方,略不逊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献酬交酢之间,刘瑾激动地说道:“人谓自状元来，举不如公。恨不获一见。今幸见之，又过于所闻。诚争光关中多矣!”康海哄他说：“海何足言?今关中有才子，乃海之所不及也!”话遂有意引向李梦阳。为了让刘瑾上套，康海说道:“昔日唐玄宗任高力士, 宠冠群臣，且能为李白脱靴。公能之乎?”刘瑾随声答道:“即当为先生役!”意为我现在就可以为先生脱靴！康海说:“不然。如今李梦阳高于李白，而你曾不为之援，奈何欲为我脱靴哉!”刘瑾辩解道:“此朝廷事。今闻命，当为先生图之!”康海听罢大喜，于是解带与刘瑾开怀畅饮,直到天快亮时才离开刘宅。刘瑾没有食言，李梦阳果然于翌日被释放出狱。然而从此以后，康海无形中欠下刘瑾的人情，不能再谢绝刘瑾的邀请,加之康海又是性情豁达之人，彼此便自然而然相互有些往来。《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于正德三年八月记述此事后说:“梦阳由是得释，而海与瑾往复，竟罹清议矣!”此言不虚。从康海毕生遭遇来看，其落职之祸,即源于为救李梦阳而不得不与刘瑾交往这件事。

皆知康海并非“瑾党”为何当时无人施以援手?

正德五年(1510)八月，权倾一时的大太监刘瑾因谋反被诛，其党羽包括大学士焦芳、曹元及尚书毕亨、朱恩等大小官员许多人或革职、或降谪，凡属刘瑾党羽，大都得到惩处,可谓天网恢恢,罪有应得。但这其中也有并非“瑾党”而横遭牵累者，康海即是其中之一。平心而论，康海仅因救李梦阳后同刘瑾有些往来，与刘瑾一伙的谋逆活动其实并无任何关系。关于这一点，当时有些人看得很清楚。少华山人许宗鲁在其《对山先生别传》中明确说道:刘瑾对康海是“佯为尊崇，内实沮摈”，故为修撰八年，连一阶也未升迁，当是实情。既然时人皆知康海并非“瑾党”成员，为何却被列入了“瑾党”名单？既然皆知康海并非“瑾党”，又为何当时朝野上下竟无一人挺身而出施以援手？细想起来，其中很大程度上与文坛恩怨及康海的人际关系有关。

康海好友马理在《对山先生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康海在翰林院期间，“论者必尊经，而子、史以宋人言为俚，以唐为新巧，以秦汉为伯仲而有所驳也。故同志进者，畏服而忌焉。”可见当时在学术理念上康海与众人多有不同，人际关系不大和谐。那时不少人慕康海之文，将自己的文章呈上，让康海指正。于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便乘机把一些当朝元老的文章冒称自己的文章拿去让康海指正，康海不知内情，提笔任意挥洒，往往不觉之间批抹得剩不下多少，有的甚至“所存十不一二”。这些别有用心的人随后便又把康海批阅后的文章拿给元老们看，元老们自然都觉得康海年少轻狂，不尊重他们，因而对康海“心存厌恶”，以至“忌恨”。缘此之故,当康海被弹劾落职后，这些元老们从感情上因和康海之间存有隔阂，故而都冷眼旁观。

当此之时，在一些人看来，有一个人只要肯为康海说情，康海可能得救。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朝首席大学士李东阳。李东阳是当时旧派文学的领袖，与康海的文学主张截然不同。按说，李东阳身居高位，刘瑾当权时也曾力救过得罪刘瑾的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及御史王时中等人，为人还算正派，也属于“正人君子”。再说，李东阳也是康海得中状元的《廷对策》三个阅卷者之一，当不会因文学理念不同而看着康海断送前程。但人性往往也有弱点，据说有一件事曾让李东阳对康海耿耿于怀。事情是由康海之母去世引起的：在康海与刘瑾往来不久，其母在京去世。依照当时惯例，像康海这样的翰林院官员遭遇母丧，理应请内阁大学士为之撰写墓志、碑铭，因为从体制上说，内阁大学士也是翰林院官员，请李东阳这样的内阁首席大学士撰写墓志、碑铭，在别人看来，无疑是对前辈的尊重。可康海偏偏违背常理，不但未请李东阳撰文，反而请李东阳不喜欢的王九思与李梦阳撰写墓志铭和神道碑，请段德光为传，并刻印成册，题曰《康长公世行叙述》，遍送馆阁诸公。康海这一反常举措，让当时人十分出惊。有人直接指出，说这简直就是一份“去官供状”。此举无疑大大损伤了李东阳的自尊心。李东阳本可以主持公道，脱康海于“瑾党”之列，盖因此之故，白白错失了良机。

康海其所以被列为“瑾党”后无人施以援手，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原因。据《对山先生墓志铭》所述，康海之母去世后，康海依例守制扶母柩回乡。回乡途中，经过顺德府内丘县大宁河（今河北省邢台市境），遭到土匪抢劫，所带财物全部丢失。刘瑾家在兴平，是康海回家途中必经之地。康海回家之事刘瑾自然知晓，于是也让康海顺便给老家带了些东西。当时陕西一些官员为巴结刘瑾，已在兴平大路旁为刘瑾修建有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生祠”，也许刘瑾让带的东西中有些就是给“生祠”的。自然，这次刘瑾的东西也一并被土匪抢了去。消息传到京城，刘瑾勒令顺德知府郭絍严加督捕，务必追回被劫全部财物。俗话说覆水难收，被抢财物根本难以追回。顺德知府不敢得罪刘瑾，只好在一阵虚张声势之后，敛民财代偿了所失财物。据说后偿之数远超康海和刘瑾二人所失之数。《对山先生墓志铭》在述及此事后说：“后瑾败，忌者谓公交瑾，故失财而复获，遂罢其官。”《对山先生别传》在述及此事后也说：“未几瑾败，衔者舞词诋诬，坐以附瑾为奸，缘盗受赇，竟至夺官编氓。”马理和许宗鲁都直接把此事与康海联系在一起，说明此事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人对康海与刘瑾关系的看法。刘瑾被诛后，祸国殃民的刘瑾党羽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这种大环境下，大家不仅都避嫌疑，谁还肯为康海施以援手呢？

康海被削籍后 为何不愿复出？

康海被削籍后，也有一些主持正义的人暗中同情康海，希望等“瑾党”事件过后，时机成熟时再施援手。其中最有希望令康海得以复出的是当朝大臣、总制湖广四川陕西等处军务的太子太保彭泽。彭泽字济物，号幸庵，兰州卫（治今甘肃省兰州市，隶陕西都司）人。正德七年（1512)时，彭泽在平定荆襄流民起义后期，身为四川总制，“得专制閫外”，握有极大权力。他是在途经陕西看望康海时，当面提出想把康海罗致其军幕之中，然后设法在军功奏捷时将康海列名其中，庶几可以得到开复，从而重新出仕。但康海有他的想法。他在给彭泽的信中详细列举了“今仆之不可于当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职者有二”，即他有五个不可做官的因素，有两个不宜做官的原因，从而婉言谢绝了彭泽的一番好意。

这封信以《与彭济物》为名，在明清的各本康海文集中均有收录。康海在信中说：他“性喜嫉恶而不能加详，闻人之恶，辄大骂不已。今诸公者皆喜明逊而阴议，此一不可；翰林虽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阁老门下者以为贤能。仆懒放畏出，岁不能一造其户，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饰、文诈、伪恭、假直，而仆喜面讦，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务修身法事之业，而俱呻吟诗文以为高业，见其诗若文不能不怒，故见辄有言，而彼方望我以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与相好者接，必因其职事加勉戒之词，多忤其所好。彼或未从，即拒而绝之，以此亲疏多怨。苟复见其所爱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从，而仆又绝之，此五不可。”康海这“五不可”归纳起来其实是两个意思：一是说他生性耿直，为人处世不合时宜，不是做官的料；二是他认为当下士风卑下，官场风气不正，官不可做。

在陈述“五不可”后，康海又细述了“二不宜”。他说：他“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秽终身，莫能自洁”，时常“于中夜窃自叹悔，不当轻易效慕世俗科举狥外，构此凶慝”。其意是

说，他自落籍之后，夜间常常自省，觉得他其所以落得如此下场，正是为才名所累。教训在前，岂可再蹈覆辙？——这是说他不能做官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一时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恶极，羞谈于妇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觊幸仆出，以为先容之地，而当时宰执又率崇私爱而乏分明，苟欲引其私人，必援仆为喻。”其意是说，在刘瑾案中，固然有像我一样无辜受牵累者，但大部分是罪大恶极之人，这些人无时无刻不想着伺机复出。如果我复出，这些人便可援以为例。“如此，则是以贤者之身而为不肖者之资矣！”——这当是“二不宜”中一个主要原因。康海这种宁肯自己不复出，也不愿因自己复出而被真正的刘瑾党徒援以为例的表白，充分体现了其深明大义、嫉恶如仇的高尚品德。康海在为彭泽陈述其“五不可”与“二不宜”之后说：“今众人虽以不肖谓仆，而仆未尝一日不以贤君子自谓已！”由此可见，康海尽管被“污秽终身”，但洁者自洁，清者自清，仍对自己充满自信。

其实，在康海落职居家后，冀其复出的前辈和朋友大有人在，如嘉靖四年（1525），陕西总督杨一清曾劝康海出仕，海力拒之；嘉靖七年（1528）四月，礼部右侍郎霍韬再次上疏举荐康海自代，海于《答蔡承之书》坦言不愿出仕；同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王琼亦有论荐之意，但均被康海婉言谢绝了。他在《与寇子惇》中写道：仆“放逐后，流连声伎，不复拘检垂二十年，虽乡党自好者莫不耻之，又安有可与士大夫同日语者？人苦不自知，仆既自知之，而又自忘之邪？此则深感尔矣!”他唯恐“晋公”（王琼）“一时乘兴，辄为论荐”，认为此“殊非佳事”。遂一再申明：“阮籍之志，在日获酩酊耳。三公万户，非所愿也。仆蓬首跣足已逾半世，苟得优游行乐，决无他想。言虽激聒，肝膈尽露，诚欲安分丑居，不欲妆饰搽抹，重为流辈诋诮耳！”实际上，康海自脱籍回家之后，便“以文为身累”，认为“文章小技耳，壮夫不为”，遂与遭遇相似、志趣相投的儿女亲家王九思一起，“咏歌舞蹈于泉石间”而“倦于修辞”。既不再为文章之事，更对出仕没了兴趣。不可忽略的是，与此同时，其家庭生活中亲人接连发生的一些不幸变故，也令康海心灰意冷，无意再想出仕的事。

康海发妻为顺天府（治今北京市）推官尚望之女。尚氏与康海同岁。正德十五年(1520）逝世，时年仅46岁。尚氏出身名门，读书明理，与康海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21年，先后为之生育了七男三女，其中六个儿子不幸相继早夭，只剩长男康栗。康栗自幼聪明，善诗能文，为县学生，却也不幸于嘉靖八年(1529)五月二十二日患伤寒而亡，年仅22岁。康栗逝世前，先娶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王九思女王玉英，玉英过门后一年生子，子夭，妇恚恨而亡；继娶河南灵宝杨维康女杨升容，而升容在康栗病故后，誓不偷生，遂于当年十一月七日乘家人大意服砒霜自尽，以死殉夫。发妻尚氏逝世后中馈无人，康海继娶兴平县张绅之女，张氏多年不育，其殁后，立季氏为嫡，主家事。康海家族自其高祖康汝楫为北京行部左侍郎留京以辅皇太子时起，即为关中名门。为免后继无人，康海曾一再接纳侧室，先后有杨氏、耿氏、赵氏及韩氏进门，杨氏、耿氏俱无出。其中仅韩氏生一男，名梣，后中举人，赵氏所生一男，名梴，未及成人即亡。而更不幸的是自幼聪慧、亦工文词的康海长女（尚氏所出）在嫁给华州（今华州区）张潛之子张之榘后不久即寡，这对康海精神打击又很大。古人常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康海父亲康镛卒时康海已十八岁，算不上不幸，但适逢中年（时46岁），发妻遽然离世；甫入老年（时55岁），独子英年早逝。三大不幸康海遭遇了两大不幸，其痛何如哉！康海对于发妻恩深义重，直至其去世十年之后，还在游华山后于旅邸梦见发妻，夜不能寐，并赋诗二首，其中有“老境忽如此，后图当与谁？空将万行泪，洒作一生悲”之句（见《渭邸舍梦亡妻》）。更为痛心的是爱子康栗前妻王氏过门仅一年，即因子夭恚恨而亡，而康栗刚死，其继娶的新妇杨氏又不足半年服毒而亡，儿子和两个儿媳接踵而亡，康海可谓伤痛至极。康栗与新妇死后，康海于十一月九日亲自写下《祭栗与妇文》，其文曰：“儿死，吾甚痛也！今妇又饮毒死节，吾痛益甚也！”随后，在儿子与儿媳行将归葬前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亲自写下《祭栗文》，“以牲醴庶羞祭于儿栗暨新妇贞烈杨氏”，其文曰：“恩莫重乎父子，事莫大于死生。吾昔以有尔而乐，今尔死矣，吾将孰乐？形影自顾，行道心悲，况老且病邪！……明日吉辰，往瘗尔柩于前亡新妇（即栗前妻王氏）之圹，肠断心裂，不能汝留。惟尔有灵，其歆承之！”再说长女。长女之夫张之榘病亡后，康海亲赴华州吊唁，其《悼张之榘三首》既悼其婿英年早逝，又怜其女青春守寡，其中有“入室视吾女，茕茕在山轩。尚恐极痛毙，抆泪强为飧”之句。其“尚恐极痛毙”，或是担心爱女因夫早逝而仿效康栗新妇杨氏殉夫，或是忧虑爱女因伤心过度体虚而亡。可怜天下父母心！康海悲痛万分，只得劝女儿勉强进食。

康海落职回家之后，不仅亲人连遭不幸，哀痛时至，而且身体一直多病。其发妻离世后的第三年即嘉靖二年（1523），49岁时，他已耳聋目瞀，成了“病老头”。有诗为证：“行年四十九，飒飒若衰翁。涕泪双睛暗，虺穨半耳聋。”（《耳聋答郭侍御》）。他曾一再叹道：“我病苦经岁，往来无故人。”(《赠万斛》）“开笼寻药物，倚榻叹淹留。”（《病中喜德一德清两弟来问》）。“积岁乏情愉，中道值新疾。”（《长安卧病》）。“摄养一违理，乖沴随见浸。”(《长安病疡答郭待御》）。直至逝世前，仍身患脾肺等疾病。其晚年所作的长篇五言古诗《病起》开头即叹道：“摄生乏精理，沈宴撄厚屯。亲交幸相慰，稍稍就盘飧。”是说他平时没有精心保养身体，长期沉于宴乐，晚年己衰弱至极，患上了多种疾病，只有在亲友劝勉下才稍稍能进些食。康海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1541年1月10日）以误服丹砂与世长辞，依习惯年龄，终年66岁。

后世是怎样评论康海救李梦阳一事的？

刘瑾谋反案发后，康海被名列“瑾党”，随之落职，这是康海一生的转折点。追源祸始，是康海为救李梦阳而屈身拜谒刘瑾引起的。关于这件事，由于真相扑朔迷离，各人得到的信息和对其事的认识不同，因而历来看法相异，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多数人对康海表示同情和理解，但也有人因此对康海抱鄙视态度。清末学者沈粹芬等人编纂的大型文集《国朝文汇》（今称《清文汇》）中选录了两篇论康海的文章，一篇是舒位的《康海论》，另一篇是李文渊的《康对山论》。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有一定代表性。舒位字立人，号铁云，顺天府大兴县（在今北京城西南）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著有《瓶水斋杂俎》。舒位之文一开头说：“李梦阳代韩文草奏，劾太监刘瑾下狱，濒于死。就狱中手书示康海，海言于瑾，梦阳免。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世或以此少海云。”此所谓“世或以此少海”，是说世间有的人因此看不起康海。舒位明确不同意这种看法。舒位的文章对此事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论。他说：“当梦阳在狱时，瑾必死梦阳。使其罪诚当，海不能以私交挠国法也。若缧绁而非其罪，则虽与其人绝不相识，犹且奔救恐后，况亲厚如梦阳者？”他认为“士君子行己与人之际难乎免矣”，当此两难之际，“海不往而梦阳死，则梦阳且为瑾辱；海往而梦阳不死，则梦阳未辱而海已为瑾所辱：均之辱也。是故为海，则不能坐置友朋之难；而为梦阳者，不当书‘对山救我’以要之也”。他认为就时势而言，对康海和李梦阳均无可厚非。舒位分析说，刘瑾见康海来访，说“今日甚好风吹状元来！”说明康海以前从未来过，而康海以前为何不来，“迟至今日”方来？原因在于其“好名”，是身为清流的康海不愿与刘瑾这样的阉党为伍。他接着分析说，康海与刘瑾同乡，刘瑾很希望康海依附自己，其平日必张口闭口不离康海，因而，即使没有救李梦阳这件事，“瑾败，海亦不免”。这种推测似乎也有些道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最后所谓“后日魏忠贤作难时，杨（涟）、左（光斗）诸君子瘐死狱中，血肉狼藉，求为海之诣瑾而不可得”之语，则鲜明地表达了对康海为救李梦阳不顾利害挺身而出的敬意，而其“世道人心之变一至于此”之语，则明确是对“反海所为”者的指责。

李文渊的评论与舒位不同。李文渊字静淑，号仅堂，山东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人，馀不详。李文渊之文一开头说：“世传刘瑾慕康海名，欲召致之，弗往。会李梦阳为韩文草疏劾瑾下狱，瑾将甘心焉。梦阳从狱中出片纸曰：‘对山救我！’海慨然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邪？’即驰诣瑾。梦阳免而海附于瑾焉。”他随之认为“世之论者，或惜其轻身，或美其为贤者屈。予以为皆非也”，明确表示对康海所为既不同情，也不赞赏。他认为康海此举“盖欲全其名耳”，是说康海这样做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其推理是：康海与李梦阳名望相同，李梦阳不依附刘瑾，以致得罪刘瑾；康海不依附刘瑾，能不得罪刘瑾？李梦阳得罪刘瑾，刘瑾将其投入监狱，想杀掉他；康海得罪刘瑾，刘瑾能放过他吗？在作者看来，李梦阳之祸，不过是先发生的罢了。李梦阳下狱，非对山不能救；假令对山下狱，谁去救他呢？依附刘瑾名声有亏，得罪刘瑾则有杀身之祸。作者进而揣摩康海当时想法是：与其“异日畏死而附之，何若附之于救梦阳之一举，犹可辞于后世”。他由此责备世人“多其援李之义，而遂薄其附瑾之非”，是说世人由于不明白康海当时是怎么想的，因而都称赞其援救李梦阳的义举，而忽视了他依附刘瑾的过失。这种责备显然没有道理。康海是否真的“附瑾”，世人自有公论。作者先是断言康海已经“附瑾”，随之认为康海以救李梦阳为名而谒刘瑾是其保全自己名声的“雄狡”之计，而“当时身后之人万口一谈，莫发其覆”，是受了康海的蒙蔽。作者纯粹以推测为文，毫无理据，在某种程度上，当是以己之心度康海之腹，未免失之偏颇矣。

康海《中山狼传》杂剧是否为暗讥李梦阳而作的？

时人及后学流传有一种说法，说康海落职回家后编《中山狼传》杂剧是暗讥李梦阳忘恩负义。这种传说似是而非，实为时人附会演绎，康海并无此意。

康海所编《中山狼传》杂剧，原名《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全剧一本四折，评家认为该剧本结构严谨，曲辞朴素，有元曲遗风，在明代享有盛名。明末沈泰《盛明杂剧》、孟称舜《酹江月》及黄文暘《曲海》与《明清戏曲选》《世界文库》《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等均有辑录。剧本取材于马中锡(?～约1512)《中山狼传》小说。剧本写东郭先生救狼，而险为狼噬的故事，谴责狼的忘恩负义。不过文学史资料中从来就有一种说法，说中山狼的故事源远流长，其来有自，很为人喜爱。康海是马中锡的门生，无疑看到过恩师这篇小说，醉心于戏曲的康海以此小说为蓝本，编写同名的《中山狼传》杂剧，纯属情理中事。

至于说康海编《中山狼传》杂剧是为暗讥李梦阳，完全是出于一些人的猜想。实际上，康海与李梦阳终生为友。从《康对山先生集》和《空同集》所存的一些诗文可以看出，不仅康海对李梦阳一直以好友相待，毫无芥蒂，而且李梦阳对康海也一直时刻挂念，并保持联系。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空同子。康海在其《赠李献吉往灵夏饷军十首》一开头即云：“关中贤圣区，芳尘今已谢。李杜有遗音，惟君可方驾。”（其一）诗以李梦阳比唐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认为李梦阳是当今关中难得一见的贤才。又云：“相合才几日，君去速于驶。中夜相思君，不断如流水。”（其三）意为与君唱和才不过几日，君便急速离我而去。半夜想起与君相处的日子，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流逝。此诗作于弘治十六年（1503）七月，当时二人均在京任职。从中可见，康海对李梦阳评价之高，友情之深。

李梦阳被救出狱后，虽免于一死，但仍被削职为民，遣归河南开封闲居（当时梦阳已由庆阳移居开封）。李梦阳离京时，康海曾为作《送空同子还山》七律一首。诗云：“相逢复去岂不惜？奈何翩翩羽翰长。青春辞阙意无限，皓首著书情未央。柳色全归燕子日，菊花遍发野人乡。红尘亦有思归者，莫道云山路渺茫。”其开头“相逢复去岂不惜”一句即令人伤神。

正德五年（1510）冬，闲居开封的李梦阳作《寄康修撰海》五言诗二首，寄给同样闲居武功的康海。其一云：“晨步城西岡，遥望终南岑。荆棘高蔽天，白曜翳以阴。鸡食鸾凤饥，蛾眉谗妒深。葑菲遗下体，一别成飞沉。出门眺四郊，莽莽悲风吟。海水有可测，伤哉谁谅心？”其二云：“少阴盛霜雪，崎阻鸿雁饥。荷斧入林谷，日暮谁共归？林树窈冥冥，径路多虎罴。北斗横塞岑，邰野风振悲。欲往河无梁，念子忽如迷。荣耀在须臾，亡没谁复知！思附玄鹤翼，从子以高飞。”其末句“思附玄鹤翼，从子以高飞”，当是发自肺腑的一片真情。

正德六年（1511）五月，李梦阳诏起为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在江西三年。在此期间，康海收到李梦阳从江西寄来的信，信中言及官场险恶等情。康海撰北曲〖普乐天〗《有怀十君子》之《空同》词云：“见来书，知心绪。风波尚险，将就何如？万里途，千江路，孤影翛翛无依处。那些个待诏公车。春风舞雩，东华细雨，不索踌躇。”词中“风波尚险，将就何如”云云，若非过命知己，何能言及于此！在此期间，康海还有一首《寄献吉》诗更妙。诗云：“炎炎赫赫汗如泉，秦女弹筝乘曙天。愿逐南风作云雨，却令凉思到君前。”赤日炎炎，汗如泉涌。正在静听秦女弹筝消暑，忽然想到你在南方，那儿可能更热。但愿能驱逐南风化作云雨降临到你身边，让你也凉爽起来！想象何其丰富，感情何其真挚！

正德九年（1514）春，李梦阳于得何景明申救后，致书何曰：“仆交游遍四海矣，赤心朋友惟世恩、德涵与仲默耳。”同年或略后，康海曾作五言律诗《怀李二献吉》，诗云：“李生当代杰，文赋似班扬。有志催奸宄，无能立庙廊。飘零依汴水，落魄问衡阳。空抱均灵意，谁人草荐章？”诗以班固、扬雄比喻李梦阳，在对其才华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其忠心为国却屡遭贬谪以至最终远离朝堂的无奈深表同情。

正德十三年（1518），康海曾因其从弟康河赍书李梦阳，李梦阳作《小至喜康状元弟河路过赍其兄书见示》，诗云：“侵晓书云云四生，向昏濛雨散孤城。敲门怪尔关西使，匹马缘谁淮上行。扳柳弄梅今日事，望乡怀友百年情。传言且共阳春喜，天意分别欲太平。”此诗由衷表达了李梦阳对康海的“望乡怀友百年情”！由此充分说明，康、李二人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也一直互相关怀，终生保持着深厚友情。

关于《中山狼传》是暗讥李梦阳的传说，后世一直有人表示怀疑。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觚賸》即认为：“对山之救献吉，原非望报于献吉也。献吉即有忮忌（嫉妒），何至著《中山狼》之甚乎？”清代学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补》之“中山狼传”条引《静志居诗话》对这一传说明确持否定态度，理由是“考之康、李，未尝隙末”。“隙末”谓交谊不终。说明经过考证，康海与李梦阳终生为友，并不曾反目。这与上述康海写给李梦阳的诗篇足以互证。

至于有人责备李梦阳在康海被名列“瑾党”后未能施以援手，是忘恩负义，殊不知刘瑾谋反是当朝天字第一号大案，李梦阳当时已被罢官为民，可以说毫无“发言权”，人们根本没有必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强人所难。还有人说，康海有首有名的七言绝句诗：“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记当年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情人意各无妨。”怎么解释？其实康海之所以写这首诗，只要看这首诗名——《读<中山狼传>》就明白了。这首诗显然是其读了恩师马中锡的《中山狼传》小说后所写的“读后感”。很有可能的是，康海正是受这篇小说题材的启迪，突发灵感，才产生了编《中山狼传》杂剧的念头。可以说这本杂剧与李梦阳无任何关系，更不像时人和后学中流传的那样，是以之暗讥李梦阳的。

康海都留下了哪些文化遗产？

康海为明代中期的著名文学家，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明代文学界“前七子”的重要成员,为挽救当日文坛痿痹浅陋的文风,功不可没。可惜的是，“历代的明代文学研究，由于在文献上发掘不够充分，提出的问题和结论都比较肤浅，许多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人物都缺乏扎实的研究，康海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蒋寅研究员语）

康海诗文集(《对山集》)自嘉靖刊本以来，各种名目的刊本不下十次，近年经贾三强、余春柯先生整理、由三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康对山先生集》四十六卷(附《补遗》)收录相对较全。其中所录策、赋、论、赞、书、记、序、跋以及族谱、碑文、墓表、墓志、行状、祭文、杂著与拟状议等各体文章420余篇,古诗与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六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以及杂调等各体诗1230余首。其中虽有一些应酬诗文,但也确有不少佳作。除诗文集外,还有《纳凉馀录》《春游馀录》《即景馀录》《己丑宴游录》以及《北上集》《差差辞》与《历法》等多种著述,惜均仅存书目,今已皆佚。

康海在文学上的成就, 正如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所说，突出表现在“散曲与杂剧”上。其散曲有《沜东乐府》二卷,为康海的第一部散曲集。初刊本为嘉靖三年(1524)从弟康浩所刻,卷首有康海自序,后有康浩跋。此书收录小令230首,套数32套,大部分为叹世、闲适之作,但歌词气势豪放跌宕,打破了明初曲坛软弱纤丽的习气。康海曾置曲子家班,参照古乐清词,整理旧曲，创作新曲,继北曲馀焰,发展里曲小调,被视为明代北曲的一支劲军。今西安市文物保管所藏有嘉靖三年初刻本,西安市文史研究馆藏有万历间刻本。另外,《饮虹簃所刻曲》及《散曲丛刊》均有收录,其后还附有任讷于陈所闻《南宫词纪》内辑得的《补遗》一卷,收小令7首,套数5套,《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曲类》亦录有此书,作一卷。台湾所藏《沜东乐府后录》共收小令185首、套数82套，已由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陈靝沅整理，中国艺术研究院孙崇涛审订，与《沜东乐府》合编，以《康海散曲集校笺》为名于2011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靝沅的《康海散曲集校笺》

《康对山先生集》中保留有《〈沜东乐府后录〉序》，其序云：“曩予尝著《沜东乐府》，凡林泉之乐若颇具矣。顾景物所触，则亦莫能自己，必随时赋事，被诸管弦，以达其趣。积年累月，至于今日，暇省所录，忽已倍前。……适得二青衣能鼓十三弦及琵琶，号称绝艺。古今曲调，又能审其雅俗之语，和律依永，殆同天授。予作每出，二青衣不逾时辄能奏成，洋洋遂遂，合宫叶调，予未尝不抚掌私庆也。”由此可知，康海的散曲，不仅是触景生情，随时赋事而作，而且是所作一出，即有身怀“绝艺”的女艺人被诸管弦，传唱于世。

康海的杂剧成就主要为《中山狼传》和《王兰卿忠烈传》。《中山狼传》杂剧前文已经述及（此杂剧与被称为院本的王九思《中山狼》相异），其取材于马中锡《中山狼传》小说，是个寓言剧。该剧对东郭先生的温情主义作了辛辣的讽刺，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全剧的主题是揭露狼子野心的阴毒，要求除恶务尽。认为若因一时温情，便成为后来失败的祸根。《中山狼传》虽是寓言，却很现实；虽是反面教材，却充满正能量。其曲调与曲词都有北方的本色与古朴，一扫当时南戏的词情与柔美，颇有元曲的意境，在明代杂剧中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王兰卿贞烈传》杂剧原题作《张于鹏为养仕青州，晁阳春嫁女辞烟花》，正名作《富家郎设计探姻亲，王兰卿服信明贞烈》。其内容记盩厔县（今西安市周至县）乐户女王兰卿与张于鹏交好，誓以终身。于鹏赴京参加会试，兰卿不肯再嫁别客。张母知之，遂以财礼迎归家中。于鹏中试，任青州推官。不久，闻父丧归里，无心仕进，忧愁病死。忽有富家郎慕兰卿之色，千方百计欲纳为妾。兰卿誓死不从，遂服毒自尽。康海以满腔热情歌颂了秦声艺人王兰卿对爱情的坚贞不渝，表达了她不屈服于恶势力的斗争精神。此剧又名《王兰卿传》和《王兰卿传奇》。康海曾作《雨中同于鹏夜坐》七律一首及《有怀于鹏》五言古诗一首与《悼于鹏亡妾》七律一首，说明康海此剧是据身边亲见亲闻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该剧目在《孤本元明杂剧》《晁氏宝文堂书目》《也园堂书目》及《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中均有收录。《王兰卿贞烈传》杂剧以真实故事塑造了一个可敬可爱的女艺人形象。她的生活道路和性格深深烙印着明中叶青年妇女追求人身自由、个性解放、婚姻美满的时代特点，是一部真实反映那个时代青年妇女生活思想的现实主义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海的《王兰卿贞烈传》杂剧，不失为戏曲史上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典型范例。

秦腔在关中何时形成，说法纷纭，就现有文献研究，秦腔在明代中期已开始形成。明正德间，落职在家的康海与同为“前七子”之一并罢官闲居的鄠县王九思一起组建戏班，演唱“康王腔”。“康王腔”慷慨悲壮、喉啭音声，既有阳刚之美，又含阴柔之情，曾培养出较有名气的双娥、春娥、小蛮、雪儿、端端、燕燕等十多名演员，更有“随身四帅”金菊、小斗、芙蓉、采莲，深受观众喜爱。“康家班”演出的戏“歌有新词，舞有娇姿”，一时红遍关中，对秦腔形成影响很大。清代戏剧家李渔称“康王腔”是“真秦腔也”（见《雨村曲话》）。有学者认为，明后期秦腔能够流播全国，清初及中叶又压倒长期盛行的昆曲，一跃而成为剧坛盟主，这都与康海“倡秦声”有着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海对秦腔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海在文化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地方志。康海居家期间，出于资治、教育、存史的需要和对家乡的一片热忱，编纂了《武功县志》。《武功县志》篇幅不大，仅有七篇，依次为《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及《选举》。编纂方法是，凡山川、城郭、古迹、宅墓皆归《地理》；官署、学校、津梁、市集则归《建置》；祠庙、寺观则归《祠祀》；户口、物产则归《田赋》；艺文不单独立目，依照《吴郡志》例，分别附于相关条目之下；《官师》则善恶并著，以寓劝惩。《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史部·地理类一》经过挑选，在全国范围内仅全文收录了三部县志，一部是江南的《吴锡县志》，另两部均在陕西，为康海的《武功县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县志》。四库馆臣在为《朝邑县志》写的“提要”中说：“自明以来，关中舆记惟康海《武功县志》与此志最为有名。论者谓《武功志》体例严谨，源出《汉书》；此志笔墨疏宕，源出《史记》。然后来志乘多以康海为宗，而此志莫能继轨。盖所谓不可无一，不容有二也。”说明《四库全书》编者认为《武功县志》和《朝邑县志》相比，虽然都很优秀，但康海的《武功县志》仍胜韩邦靖的《朝邑县志》一筹，并成为后来各地编纂地方志的范本。明代文坛宗主王士祯在其《蚕尾集·新城县新志序》中说：“以予所见闻，前明郡邑之志不啻充栋，而文简事核，训词尔雅，无如康对山《武功志》。”武功县知县石邦教评论康海《武功县志》说：“七篇文简而明，事核而要，且真义昭劝鉴，尤严而公。乡国之史，莫良于此矣！”四库馆臣在《武功县志》“提要”中引用上述王士祯与石邦教的评语，足以证明王、石二人所言确为的评。王士祯在其名著《池北偶谈·谈艺一》的“秦中诸誌”条历数了明代继康海《武功县志》之后的赵浚谷《平凉府志》、胡可泉《秦州志》、汪来《北地志》、乔三石《耀州志》、王渼陂《鄠志》、韩五泉《朝邑志》、张光孝《华州志》、马慥《同州志》及刘九经《郿志》之后说道：这些志虽然“皆称作者”（即皆为名人佳作），但“誌以简核为得体，康德涵《武功志》最称于世”。

康海《武功县志》书影

康海《武功县志》自问世以来，由于一直被方志界奉为圭臬（即“举以为法”），因而后世曾不断刊刻和传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至少现存有20余个版本，其中最重要的有明正德十四年（1519）自刻本及同年冯玮刻本，万历四十五年(1617)许国秀重刻本；清雍正十一年(1735)沈华刻本，乾隆二十六年(1761)玛星阿刻本，嘉庆十九年（1814）张树勋绿野书院刻本，道光八年（1828）风满楼刻本，光绪二十年（1894）海昌许鼎校刻本（自玛星阿刻本以来多附孙景烈校注）。今南开大学所存乾隆二十六年传抄本及南京图书馆所存陈恩黼抄本等，均属诸多抄本中难得的幸存者。

康海虽然毕生仅为家乡编纂了一部《武功县志》，但 400年以来，其所倡导的方志体例（横排名目，以类相从）、文风（文简而明，事核而要）与撰写人物的原则（善恶并举，义昭劝鉴），以及志书记述的重点（悉关国计民生、人心风俗）等，至今仍为方志工作者所秉持，这不能不说是康海的又一笔文化遗产。

“家国不幸诗家幸”。杜甫若非被谪，不可能被后世称之为“诗圣”；苏轼若非遭贬，不可能创作出诸多优秀文学作品；康海被削籍，看来也不完全是件坏事。平心而论，依康海的耿直禀性和行事风格，在当时风气不好的官场，即使没有“瑾党”的牵累，能平稳升迁，官也不可能做得多大，更不可能长远。据康海《亡妻安人尚氏墓志铭》，康海被削职为民的公文到达后，其夫人拍掌笑道：“不垢得垢，是谓罔谬。而今而后，夫子盖无垢矣！非大庆邪？”知夫莫若妻。对于丈夫的落职，颇有识见的妻子并不认为是“坏事”。康海后来之所以能在散曲、杂剧和地方志方面留下如此珍贵的遗产并平安度过馀生，此诚因祸而得福者也。

《康对山先生集》卷十有一首题为《览镜）的五言律诗，无异康海的自述。其诗曰：

愁里窥明镜，惊看白发多。

行年自驱迫，服食谩如何？

有分终岩穴，无机任薜萝。

平生忧国志，何惜酒中过！

明万历十年潘允哲刊刻的《对山集》中《览镜》书影

康海落职回家之后，其所以沉于宴乐，以声色自娱，无疑是因平生志业不遂而自伤身世。终其一生，其志固然可悲，然其情着实可悯！适值康子逝世 480 周年，缅怀先贤，感慨系之，故不得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