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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泾河通航问题
——兼释“淠彼泾舟”与“北斻泾流”
来源: 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 张沛     时间: 2020-11-30 16:28:59

黄盛璋先生在1958年《西北大学学报》第一期发表的《历史上的渭河水运》一文中认为:“关中河流能用于水运的只有渭河”,“此外泾河、洛河虽也是关中大河之一,但古今都无舟楫之利。”[1]148从地方志书的记述可知,黄先生关于泾河“古今都无舟楫之利”的说法过于笼统,实际上,明代末年和清代中期,泾阳县以南的泾河都曾一度有过直通渭水的航道。王开先生主编的《陕西航运史》中通过征引《诗经》中“淠彼泾舟,烝徒楫之”,推定“泾水(泾河)航道在西周建国前即有航运活动”[2]29;王子今先生征引杜笃《论都赋》中“造舟于渭,北斻泾流”,认为“泾河某些区段”“在汉代也可通航”[3]100。笔者不敢苟同二位先生对所引文献的释读,认为“淠彼泾舟”也罢,“北斻泾流”也罢,其本意均系以舟济泾(即乘船渡过泾河),很难作为周朝建国前及东汉初年泾河“有航运活动”及“可以通航”之证。

一 明末泾阳县以南的泾河中曾辟有直通渭河的航道

泾河为渭河一级支流中最大的支流,发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东麓,有两个源头,其南源出于泾原县老龙潭,北源出于固原市原州区大湾镇,至甘肃省平凉市八里桥会合后,向东南经泾川县,于长武县汤渠村流入陕西省,中经彬州市及淳化、礼泉、泾阳等县,至西安市高陵区陈家滩注入渭河。全长445.1千米,流域面积45421平方千米。据新编《陕西省志·地理志》,泾河上游谷宽水小,不宜行船;中游以下虽接纳支流渐多,水量大增,但从进入陕西后,在政平到亭口段,河流切入砂页岩层,谷道狭窄,曲流发育,难以行船;亭口以下到早饭头段虽然谷地较平,阶地发育,而河宽水浅,且多沙滩,亦不宜行船;早饭头到张家山段河流穿行于三叠、二叠系砂页岩及寒武奥陶系灰岩峡谷中,谷长约100千米,谷窄崖陡,曲流十分发育,河道多跌水险滩,落差3-7米,且险滩多为孤石及连山石梁所构成,更不宜行船;张家山以下的泾河下游为关中冲积平原,水流平稳,但因自上游带来的沙石出峡谷后在此大量沉积,故多砾石险滩,加以径流量年内分配不均,洪、枯水变化极大,仍对航运带来很大困难。[4]465-467从这个意义上讲,黄盛璋先生认为泾河虽是关中大河之一,“古今都无舟楫之利”有一定道理。

但事情往往有例外,于黄先生而言,也算是百密一疏。前些年读王开先生主编的《陕西航运史》,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渭水支流泾河,明代中期以前无货船行驶的记录。到明朝末年,泾阳知县路振飞为解决泾阳人民的烧煤问题,曾反复考察研究,制造一种‘刀船’,从渭水入泾河转运煤炭。”[2]248同书《煤炭的水陆运输》及《航运人物》等多个篇目都从不同角度记述了此事,[2]214、518、703-704 而溯其资料来源,均为清代乾隆、道光及宣统《泾阳县志》。据乾隆间葛晨纂修的《泾阳县志》卷十《艺文》所录明末泾阳知县路振飞《请泾河行船通商详文附载各上司批语》[5](以下简称《泾河行船详文》),路振飞在任泾阳知县期间,鉴于渭河上煤运、粮运、盐运都非常活跃,而泾河水却“弗载弗舟”,白白流淌,甚觉“可惜”。于是,主张利用泾、渭两水,开发泾河水上运输。他认为泾河不仅“可以运粮筏木”,“即如石炭一节”,就非常必要。因为泾阳县“人稠地狭,莫可樵薪”,百姓生活用的煤炭大多由陆路车运而来,每一石(合100市斤)折银“贱不下四钱,贵则五七钱不止”,特别是阴雨冰雪到来之时,百姓即使有米,却往往因买不到煤炭而吃不上饭。有感于此,他亲自到泾河岸边观察水势,请教渡口船夫。船夫告诉他:“泾河水急石多,浅深不一,商船不敢往来。”于是他派人对泾河沿线进行了考察,发现最浅处的水也有一尺深,可以行船。他先请工匠从实情出发,创制了一种“刀船”,经渭河到临潼县交口港(今西安市临潼区交口街道)运输煤炭。试行结果,由泾阳县城至交口港往返一次只需三天,比陆路运输节省费用十分之七。随之,他令泾阳县各渡口多余的渡船和所造的“刀船”一起连续运煤数次,使泾阳县的煤炭价钱很快由原先的每石四钱银子下降到二钱五分,成效十分显著。为了发展泾河航运,他下令“有愿备船只由泾入渭搬运各物者,听其创造”,并规定:“今后造船、往来,任民自便;商货无税,私船不扰;河中偶有沙石处,官为设法疏浚;违者以不职处。”从《请泾河行船通商详文》后所附当时陕西刘巡抚及吴巡按两位上司的批语看,路振飞这一向上级官署陈报请示的“详文”很快得到批准,并让在泾河渡口树碑明示,永以为式。

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明北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今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人。天启五年(1625)中乙丑科三甲第二十九名进士,[6]中册1924随之授泾阳知县。崇祯四年(1631)被征入京,任御史。六年(1633)巡按福建,十六年(1643)升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阳。明朝灭亡后,南明唐王在福州即位,徵拜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清顺治三年(1646),清兵南下,唐王走汀州,路振飞追赶,未至而汀州失䧟,走居海岛。次年赴永明王召,卒于途中。路振飞为明末知名大臣,详见《明史》卷二七六本传。他在泾阳任知县六七年,其间除以公然抵制权阉魏忠贤、庇护邑人张问达(前吏部尚书)而闻名外,行了诸如请革泾阳驿累等许多善政,尤以开通泾河航运之事为世所称。至于这段由泾阳县以南至渭北的泾河航道在路振飞离任后是否继续通航、维持了多久,县志无明确记载。《礼记·中庸》云:“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估计路振飞离任不久,随着明末大乱,“人亡政息”,这条短暂开通的航道即遭废弃。尽管如此,泾阳县以南的泾河入渭一段在明末曾一度通航,当是不争的事实。

二 清代中期泾阳县以南的泾河中亦曾“试舟”通航

清代中期泾阳县以南的泾河中亦曾“试舟”通航之事,地方志未见明载,最早见于葛晨纂修的乾隆《泾阳县志》卷十《艺文》所录泾阳知县唐秉刚《泾河试舟》诗。[5]诗云:

谁道泾川不可舟,泾舟自古赋安流。

木鹅试水轻如雁,樯燕随人狎似鸥。

巨掌劈河擎玉女,五丁开峡下金牛。

须知人力通山海,拟创舳舻第一筹。

“木鹅”为古时用来测量河水深浅的工具;“樯燕”为帆船桅杆上的燕形风向仪;“巨掌”指神话传说中劈开华山的巨灵之掌;“五丁”指神话传说中蜀王为迎秦国美女所遣的五个力士。诗的大意是说:谁说泾河不能行船?泾河行船的事自古有之。河水深浅可用木鹅测量,水上风向樯燕能够指示。巨灵之掌可以劈开华山,五丁力士能把金牛道开辟。须知人力足以劈山通海,我决计争做泾河行船第一。诗的末句自注云:“先捐俸买船运炭,为民倡始。”此事大体可从胡元煐修、蒋湘南纂的道光《重修泾阳县志》卷十九《名宦传》中唐秉刚传得知:唐秉刚“以乾隆元年(1736)由醴泉(今礼泉县)调任泾阳。礼士惠农,通商锄暴。凡有利于民者无不为也……泾河无舟,民用不敷,秉刚造舟二,沿流(泾河)入渭(渭河)、入河(黄河),以为民率。咸阳、潼关之货始有由泾(泾河)而至者。”[7]

唐秉刚是继明末路振飞之后,再次造船在泾河通航者。此次通航的具体情况虽因县志记述过略,语焉不详,但有以下几点是明确的,即:唐秉刚捐俸造船二只,在泾河进行了试航;试航成功,船可以由泾河南下进入渭河以至黄河;由于通航顺畅,近则咸阳、远则潼关的货物始可由泾河直接运至泾阳。至于通航持续了多久,因无记载,已不可知。鉴于泾河砾石险滩较多,洪水、枯水变化较大,航道须随时疏浚。很可能是在唐秉刚离任后,继任者疏于管理,以致“人亡政息”,不了了之。

唐秉刚字近仁,广西桂林(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举人。自乾隆元年由醴泉县题授(奏准任命)泾阳知县后,在泾阳任职达11年。在任职期间,不但捐俸买船运炭,为民倡始,而且于乾隆三年至四年(1738-1739)间,主持凿通了自泾阳至淳化的二十里山路,使得“险阨不可车”的冶峪山路成了“行旅便焉”的通途。与此同时,他还重视文教。鉴于泾阳“旧无书院”,他于乾隆五年(1740)度地于学宫西偏捐俸并纠绅民之好义者,创建了泾阳县首个书院——瀛洲书院。由于他在任时政绩卓著,以致百年之后重修《泾阳县志》者,仍感念他的功德,将其列入《名宦传》,并称赞道:“秉刚在任凡十余年,百废俱举,而民不知役。”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三 余论:“淠彼泾舟”与“北斻泾流”

均指以舟济泾,并非泾河通航之证

(一)释“淠彼泾舟”

王开先生在其主编的《陕西航运史》中,通过对《诗经》中“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大雅·棫朴》)[8]124的解释,认为“泾水(泾河)航道在西周建国前即有航运活动,而且规模颇大,船只、船工众多”[2]29,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其所引《大雅·棫朴》一诗,据陈子展《诗经直解》引王先谦语,谓“此文王之伐崇也”。[9]下册876崇在何方,史家众说纷纭。而周在岐下(即今岐山之下的周原),泾水呈西北——东南流向,若崇国在泾水上游或中游,完全可以由陆路径直前往,何烦绕道循泾水而上?若崇国在渭水以南近丰、镐处(史家或取此说[1]),也无需绕道顺泾水而下(史家亦有此说[2]),因为顺泾水而下,至泾、渭之会,又得渡过渭水,折而向西,再南循丰水,奔丰、镐处。六军之师,车马以千万计,如此劳师费事,何异儿戏?故所谓“淠彼泾舟”,只能理解为乘船渡过泾水,向东而去,不能以其作为商周之际泾水已经“有航运活动”的证据。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加以说明,即为何以为是渡泾而东呢?因为崇国原本就在东方。金景芳先生在其《中国奴隶社会史》一书中对此已经有很好的考证。他说:“崇,旧说由于把‘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诗·大雅·文王有声》)看作一件事,而认为在今陕西户县(注:户县即今西安市鄠邑区)。其实‘伐崇’和‘邑丰’,事虽相因,却非一事,崇与丰亦非一地。”他援引近人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认为“崇在今河南嵩县附近,比较可信”。[10]109他进而分析说:“这个崇,就是崇伯鲧的崇。《国语·周语》说:‘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即是嵩高山,是鲧所在部落的地望,故鲧为崇伯。作为国名来说,殷之崇当即夏之崇。这个崇国肯定在嵩山附近。”[10]108-109由于崇国是殷朝属下的一个大国,是周人向殷发起总攻前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最难攻的堡垒[3],因而才有“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那样的磅礴气势。据《史记·周本纪》,文王是在相继灭掉耆(即黎,在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南)、邘(亦作于,在今河南省泌阳县西北)及崇等国,完成了对殷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的包围之后,才“作丰邑,自岐下徙都丰”的。所以,决不能把“伐崇”和“邑丰”看作一件事、当作同一地,以至把“淠彼泾舟”误以为是乘船顺泾水而下去攻打崇国。从当时交通状况来看,周文王统率六师出征攻打崇国(即“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必然是由岐下出发,沿渭北向东,用船渡过泾河、洛河,经由芮国(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南),再东渡黄河,然后由虞国(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北)开赴崇国的[4]。无论如何,不能把“淠彼泾舟”理解为在泾河上航行。

(二)释“北斻泾流”

王子今先生在《西汉漕运经营与水资源形势》一文中征引东汉杜笃《论都赋》中“造舟于渭,北斻泾流”一语,以证明“泾河某些区段”在汉代“也可以通航”。[3]100初看未觉不妥,仔细推敲起来,似乎于义未安。所谓“造舟于渭,北斻泾流”一语出于杜笃《论都赋》。(全文见《后汉书·文苑传·杜笃传》)杜笃为两汉之际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据《后汉书》本传,其《论都赋》系东汉初年“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11]下册909而作。文中所谓“造舟于渭,北斻泾流”,是述建武十八年(42)三月,光武帝西行至长安后“天旋云游”之事。(注:“天旋云游”,指像天的旋转,像云的浮游。意为光武帝此行随心所欲、行踪无定)原文云:“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视于西岳……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斻泾流。”[11]下册909-910李贤注云:“《尔雅》曰:‘天子造舟。’造,并也,以舟相并而济也。斻,舟渡也,”[11]下册910李善注张衡《东京赋》中“造舟清池”时说:“造舟,以舟相比次为桥也。”[12]上册56朱熹在释《诗·大雅·大明》中“造舟为梁”时说:“造,作;梁,桥也。作船于水,比之而加版于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桥也。”[8]121于此可知,“造舟于渭,北斻泾流”,是指光武帝并舟为桥先后渡过渭河、泾河,并非是在渭河、泾河上航行。故以“北斻泾流”作为当时泾河曾经通航的证据是缺乏说服力的。此其一;其二,据《后汉书·

光武帝纪》,光武十八年春二月甲寅,帝“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戌,车驾还宫。”[11]上册57从光武帝巡狩路线可知,他是到长安后,先在渭河以南的长安城祠高帝庙,再渡过渭河,上五陵原,祠西汉诸帝陵,然后向北,经长平阪(在今泾阳县西南十里,接咸阳原,即泾河南岸之断崖)下原,由阪下东渡泾河(因泾河在长安以北,故赋作“北斻泾流”)。过泾河后,即由春秋战国以来早已开通的咸阳——临晋道[13]47-49沿渭北平原向东,经过冯翊郡治所高陵县(治今西安市高陵区西南),再东经万年(即栎阳,治今西安市阎良区古城村南)、莲芍(治今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东北)、重泉(治今蒲城县南重泉村)、临晋(治今大荔县朝邑镇西南)等县,东渡黄河,到达蒲坂县(治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在蒲坂祭后土祠后,即返回雒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这条路线决定光武帝只能是乘船渡过泾河,没有必要在泾河上向上或向下航行。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北斻泾流”也不可以作为当时泾河上曾经通航的证据。

综上所述,泾河并非是“古今都无舟楫之利”,文献表明,在明代末年及清代中期,泾阳县以南的泾河中均曾有过短暂的通航。文献所谓“淠彼泾舟”与“北斻泾流”,均只是并舟为梁渡过泾河,不能据此认为泾河在商周之际或东汉初年曾经通航。

【参考文献】

[1]黄盛璋撰《历史上的渭河水运》,见《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王开主编《陕西航运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

[3]王子今撰《西汉漕运经营与水资源形势》,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集).2006.

[4]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地理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5][清]葛晨纂修《泾阳县志》,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印本。

[6]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清]胡元煐修、蒋湘南纂《重修泾阳县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印本.

[8][宋]朱熹注《诗经集传》缩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陈子展著《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0]金景芳著《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1][清]王先谦撰《后汉书集解》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王开主编《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1]《史记·周本纪》:文王“伐崇侯虎”。《正义》:皇甫谧云;“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

[2]《诗·大雅·棫朴》:“淠彼泾舟,烝徒楫之。”郑言笺曰:“淠,淠然。泾水中之舟顺流而行者,乃众徒舩人以楫櫂之故也。”

[3]《诗·大雅·皇矣》说:“崇墉言言”(墉,城墙;言言,高大的样子。)“崇墉仡仡”(仡仡,高耸的样子。)足见崇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

[4]《史记·周本纪》:“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入周。”盖虞、芮之人入周之道,当是文王东进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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